六四三十六週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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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好的紀念方式

一年容易又六四，每年這個日子，總不期然憶起魯迅這段話：「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，以時間的流駛，來洗滌舊迹，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。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，又給人暫得偷生，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。」

在今天「這似人非人的世界」，我看到朋友在臉書分享張健的故事，是以前沒看過的。故事載於《德國之聲》多年前刊出的〈89年廣場總指揮張健回顧往事〉，文章一開始說：

「六四事件後，中國政府一再重申，廣場上未開一槍。然而，當時在廣場上的張健不僅親眼目睹同學倒在血泊中，自己也身中三槍。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，剛滿十八歲的張健被選為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總指揮。六四當天，解放軍開始清場時，張健出面與軍人代表對話，被一名軍官近距離連開三槍。」

張健的回憶，有三幕特別震撼。首先是張健母親的哭訴。6月3日清晨五六點，張健聽說軍隊今天可能衝進來，但他沒理會，只是半信半疑趕回家換衣服。回家後，他的媽媽說：「你為何參加這種活動？這跟你何干？那是知識分子的事，你練體育的，四肢發達頭腦簡單，跟咱家何關？咱家經歷多少政治運動，還沒教訓嗎？他們一定會開槍！」張健說不可能，然後媽媽急得哭了，「他們一定會開槍，信你媽說的話吧！」

第二幕是6月3日晚上，廣場一片混亂，張健在紀念碑下指揮。聲援的百姓和學生人數激增，戒嚴部隊儘管進攻受阻，終於也衝進來了。當時有五千軍人從前門廣場衝入，手持衝鋒槍，高喊：「殺！」張健沒有畏懼，手持竹竿上前，距軍隊20多米跪下說「我們是大學生，人民軍隊愛人民」——他依然不相信他們真會開槍殺人。

結果，他親眼看着軍隊向學生和平民掃射。一個同學後腦中槍，倒在張健面前：「我一摸他腦袋後面，黏糊糊的。那血壓着往外噴。人的生命非常脆弱。我以前常覺得人的生命很堅強，但其實很脆弱，一瞬間就倒在那兒，然後血靜靜地流。」

中共沒開一槍？「敵人也是人」？對，他們知道那是人，但不代表他們不會殺人。

最後一幕，是張健右腿中槍，導致股骨粉碎性骨折（這枚子彈一直留在體內19年，至2008年才在法國取出），他被送到醫院。以下是他憶述的畫面，容許我抄錄於下：

//到了同仁醫院，在搶救大廳裏，我被推進去一看，這一片幾百人趴在地上，「哎喲媽呀」的這還算好的，剩下的都很慘。我一看，血流成河。醫院搞衛生的拿的根本不是拖把，用衣服被單什麼的不斷擦地上的血。我一看這麼多人啊。我說我怎麼這麼傻啊？他們殺人了。我這麼傻啊，我站那兒讓他打啊？包括那兒的醫生都跟我同樣感覺。最開始進來的是軍人，老百姓與他們對峙時拿石子兒扔，有人受輕傷，然後過去包紮。再往後進來的都是老百姓，都慘得要命。同仁醫院的醫生，連牙科醫生都過來幫忙了。人手不夠，有的醫生打電話叫來，他也在路上，冒着槍林彈雨啊。有的醫生來了，隔一條街過不來，跪着求戒嚴部隊，說「我們去救人」。不讓過去！醫生最後才過來，哇哇地哭，說他們法西斯，真是法西斯！//

「有的醫生來了，隔一條街過不來，跪着求戒嚴部隊，說『我們去救人』。不讓過去！」2019年後，香港人對這幾句話相信都有更深刻的體會。

很多人都說毋忘六四，但六四又怎會那麼輕易給忘記呢？就算你忘掉，今天在銅鑼灣、灣仔一帶嚴陣以待的香港警察，還有四出巡邏的裝甲車「劍齒虎」，也會提醒你這是「敏感日子」。紀念六四不一定需要燭光，「劍齒虎」也是「光」，一樣有抵抗遺忘的力量。從這個角度看，「毋忘六四」這使命已經由港共爪牙薪火相傳了。

那麼，一般人又可以怎樣紀念六四呢？其實每個人的記憶都很有限，還會隨着歲月而一點一滴流逝。記憶好比一筆固定的銀行存款，長年累月擱着，即使金額不減少，實際上已經貶值。所以，我認為最好的紀念方式，就是讓記憶有所「增長」——每年多聽一個人的故事，多看一個人的見證，集腋成裘，把別人的回憶納入自己的「回憶」，然後轉述出去，這樣，我們的記憶才永不枯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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